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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半个时辰之后，尤里.普列斯昆.莫吉拉总算是说完了自己关于古希腊和中国对“学问”侧重点不同的理解。这其实是弘毅假借权利之名的一次“命题考试”，方言现如今的大清朝，普通的国人连题目都看不明白，更别说详细阐述了。
假使是汤若望来做这道题目，也会是利弊参半的事情。利，在于老汤头也是神学院科班出身，数学、天文、哲学、古典文学都不在话下，可谓学者了。弊，在于汤若望太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了，要从他嘴里说出这个题目，那立足点一定是后世所谓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之类的论调，学术性意味很少之又少。
而尤里就不同了。他也是科班出身，学问一定不如汤若望精深，但好处就在于入华时间比较短，只是通过观察接触了解了一些中夏文明的皮毛，还没有被完全“礼教”化，或者说“不知深浅”、“不知死活”。时间一长，最多会成为另一个汤若望，也不能实话实说、言无不尽了。所以，这个“误打误撞”的时间点，弘毅很看重。
但即便如此，弘毅耐心听完尤里的“答辩”后，也是如沐春风一般，欣喜不已。就连“陪考”的杜笃祜、朱昌祚二人，也不再争辩，只是细细琢磨……
弘毅惊喜的发现，聪明的尤里是从中国人最感兴趣、最引以为傲的所谓“文化”的角度切入了古希腊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之异同分析的。他开宗明义就说到，西人当下之“学问”、或者用后世的词汇“科学”来表述。是在古希腊传统文化的滋润下发展起来的，并且还尝试着谈及了在他的眼中，中国传统文化对“学问”、特别是“创新”的影响。
归纳下来，弘毅是这么总结尤里的“演说”的，当然，弘毅自动将尤里中国化词汇的“学问”替换成了“科学”——
首先，西方之人普遍热衷于探索自然的奥秘，这是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
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都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在当时同时也是科学。古希腊自然哲学是西方科学的萌芽，古希腊的哲学家几乎全是自然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们探索自然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探索自然界的本原是什么。第二。探索常见的自然现象。第三，热衷于“几何学”研究。
说到此处，尤里再一次拿小爷玄烨已经做了肯定的亚里士多德做例子。当年亚里士多德研究小鸡发育，准备了21只鸡蛋。每天打破一个鸡蛋。详细记录小鸡坯胎的发育过程。又比如阿里斯塔克对太阳、月亮和地球三个星球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与距离》。再比如欧几里得由5个公设、5个公理、23个定义，推导出467个命题，得出欧氏几何定理。等等。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自然问题到了痴迷的境界。关于这一点，泰勒思掉进土坑的传说很能说明问题。泰勒思成天思考天体问题，连走路也在思考。一天掉进土坑里，被一名色雷斯妇女看见。这位妇人笑他说：你眼前的路都看不清，还去研究天上的事情？
或许是这名色雷斯妇女说出了中国人当下的普遍理解，故而一下子引起了杜、朱二人会心的笑声。弘毅也跟着笑，却发现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人，此时此刻的笑声中，已经少有了那些歧视和鄙视，而只是带有欣赏和赞叹之意的善意的调侃。
尤里还说到，古希腊人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使西方科学得以诞生，成为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属于道德哲学，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古代哲人对研究自然界兴趣不大，而更多关注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并无科学创新的初衷和源泉。关于其中原委，尤里甚至引用了一句可能是从景山老太监那里学来的高深莫测的话交给他的古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反而一下子引发了杜、朱二人的大肆赞赏，直夸尤里潜心学问，大有可为！
尤里哪里知道，这句话出自子产、公孙侨，愿意是说天之道于人高而远，人之道相比人近，所以天道不是人能接触到的，又拿什么来理解和阐述他呢？这只是诸子百家对“天道”的看法之一，却恰好证明了国人“不求甚解”的动因，难怪杜笃祜、朱昌祚大加赞赏。
情急之下，弘毅赶紧用荀子的话来对所谓“天道”的另外一种含义作了解释——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制天命而用之”。如此一来，总算再次堵住了二人的嘴巴。
尤里看到弘毅出手，明智的选择就此打住，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个分论点的论述——
古希腊先哲们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而做的种种努力，正是科学创新的本意和目的所在！
既然有利都承认西人“愚昧”故而寻求摆脱，算是无意之中给足了国人面子，所以这个分论点的阐述进展的十分顺利。
尤里所说的，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古希腊人思考自然、研究自然，他们把这看做是人类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学术活动，这是由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阑是为摆脱愚蠢，显然，他们是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古希腊人的这种仅仅为了“求知”、为了“摆脱愚蠢”而从事自由学术研究，并不赋予其任何实用目的的价值取向为整个西方文化所继承。
在尤里看来，关于探索自然的目的这一点上，东方民族与古希腊人是有显著区别的。比如古代埃及有比较发达的几何学，但埃及人之所以重视这门学科，是因为丈量土地的需要。又比如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已经十分发达，但中国的天文主要是为王朝政治服务的，同占星术密不可分。事实上，西方科学的几乎所有重大成果的获得都与实用目的无关。当然，其中许多成果后来都变成了技术，有了实用价值，但那只是科学的“副产品”。[1]
这次，有利所运用的中国例证，在弘毅耳中听来无异于被人打在脸上一般无光，可杜、朱二人却以为天文星相自古以来就是为了占卜祸福、服务皇家的，无可厚非，故而也依旧在点首赞同，典型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本章待续）
《打油诗一首.藏头》
读文阅史只长息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定图开皆夙愿
去来神秘亦难期
起身百载光阴渡
点尽人间苦与疾
中镇边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泪滴——
[1]在西方科学史上，法拉第花了11年时间研究磁生电的方法，并最终得到磁感应原理。他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原理会成为未来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电气技术的基础；麦克斯韦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无线电通讯技术才把法拉第的电磁学理论抽象化、数学化，并预言电磁波存在的；普朗克也绝不是为了今天的量子计算机、激光技术和超导技术才提出量子假说的；孟德尔、韦斯曼、摩尔根更不是为了今天的转基因技术才去研究生物的遗传现象的。对此，科学史家丹皮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不幸，科学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的观念，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科学研究的自由又遭到了危险。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未完待续……)